2025年3月22日，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深圳大学指导，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与数字金融合作论坛联合组织的“增强我国数字金融国际竞争力” 专题研讨会暨课题发布会在深圳市福田区成功举办。

本次会议邀请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实体企业、高校智库等各界嘉宾，共同为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出谋划策，助力达成创新与监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推动深化对外开放，为增强我国数字金融国际竞争力、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指导性的启发和建议。

会议召开之际，深圳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市委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时卫干发表了开幕致辞。时卫干表示，金融科技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要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发展。

他指出，深圳金融科技发展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深圳拥有一批金融科技龙头企业，如平安集团、腾讯公司等，这些企业不仅自身技术实力雄厚，还通过一系列创新带动了深圳金融科技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二是拥有良好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场景探索、数据开放、特色业务（比如供应链金融）等。三是积极探索技术输出模式与路径。鼓励有实力的金融科技公司率先“走出去”，拓展国际化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

报告发布：解码数字金融发展的 “中国范式”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代表课题组发布了《中国数字金融：内涵、效能与安全》（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我国数字金融的演进历程、价值与创新方向等，从理论到实践，从成果到挑战，从效能到安全，为助力我国数字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力争在全球科技浪潮中勇立潮头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他指出，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呈现五大内在规律，一是真实有效需求是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动力，二是创新是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三是把握数字技术的特点和局限性是数字金融发展的前提，四是完善生态建设是数字金融发展的基础，五是按业务逻辑进行监管是数字金融发展的保障。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行长刘晓春从我国数字金融的新内涵、概念演变、发展历程及特点规律等方面介绍报告相关内容。他指出，“五篇大文章”的提出赋予“数字金融”全新内涵，极大拓展了金融科技的范围。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率先从支付领域实现突破，后续在信贷领域、保险领域、客服领域、财富领域等多点开花，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也经历了从合作到竞争再到融合发展的竞合过程。通过梳理发展历程，他总结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四大基本特点，一是数字金融与数字中国建设的融合，二是顶层设计与市场创新相结合，三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不断提升创新有效性，四是注重制度、标准和法规建设。

“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迅猛，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全方位影响。”中国银行业协会原首席信息官高峰表示，数字金融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在助力提振消费、提升个人金融服务可得性、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助推产业链金融生态化服务跃迁、赋能乡村金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成果，数字金融推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不断优化并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此外，通过优化区域数字营商环境、助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赋能产业数字金融发展等途径，数字金融助推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的重点方向有哪些？蚂蚁集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唐伟城介绍，在金融云基础设施方面，可从管理办法、规范指引、共建平台等方面多管齐下，推动监管机制完善、中小机构上云；在数字货币和数字支付方面，建议支持支付产业和头部机构走出去，协同政府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国际创新；在金融数据共享方面，要建制度、立标准、拓模式、搭基建，更好化解数据孤岛问题；在数字信用方面，建议行业积极探索拓展数据共享模式、增加全社会数据供给。

主题演讲：人工智能重塑金融生态

在主题演讲环节，原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尚福林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及其影响分享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是数字化进程的智能化延伸和核心驱动力。近期DeepSeek因其低算力消耗、低成本训练和开源本地化部署等特点，受到各行业广泛关注。本轮技术迭代创新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应用成本，推动了从“记忆”到“逻辑”的智能升级，增强了应用拓展性适配性。

“当前，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冲击中小银行的传统优势，并为构建最优的银行结构体系提出新课题”。尚福林指出，全球金融行业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人工智能为优化银行机构体系和帮助中小银行突破传统技术壁垒提供了宝贵机遇。然而，这一进程也伴随着数据安全、技术依赖和人才短缺等深层次问题，银行业应主动迎接相关挑战。第一，金融机构需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提升竞争力。第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第三，金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只有将技术与服务、客户价值紧密结合，银行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提到，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一日千里，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短期内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可能强于就业创造效应等，需要加大研究力度，更好理解并应对科技革命为金融行业带来的变革。他还指出，要密切关注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国际发展情况，加强对数字货币的关注与研究。

围绕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原银保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陈文辉表示，数字化浪潮将给经济社会带来全方位改造，金融业作为强监管行业，其数字化转型具有其特殊性，需平衡好效率与稳定，更可能选择新金融与传统金融合作的渐进式路径。他指出，当下是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机，大模型的应用可能是中小金融机构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机会。中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要做好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原始驱动力（降本增效、控制风险、优化客户体验等）、挖掘数据价值提升长期经营效率、优化组织架构、培养数字化人才。

“人工智能将引发新一轮金融变革。”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吕家进指出，当前，以低成本、高性能、开源生态为重要特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已成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而每一次重大科技创新都会深刻影响金融业。大模型缓解了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决策机制也有了“人+机器”的新选择。他生动地形容道，“大模型不仅长出了脑袋，还通过各种智能体应用长出了手脚，打开了金融领域人机交互和协同的广阔空间。”

吕家进认为，金融智能化转型要循序渐进。一方面，数字化仍是智能化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四处突击不如深耕一隅。金融机构要集中资源，先在自己的特色领域用好人工智能，再将经验复制到其他领域。此外，体制机制是金融智能化成败的关键，其中，重塑研发运营体系和优化人才管理机制尤为迫切和重要。他强调，金融业要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数据安全、技术风险、决策同质化、就业替代等问题与挑战。

圆桌讨论：共商增强数字金融国际竞争力策略

在圆桌讨论环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吕仲涛表示，提升中国数字金融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在“对标先进、补齐短板”中强化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从国际上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DeFi（去中心化金融）、代币化金融资产、私域AI小模型、量子加密通信等领域走在前列。而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市场规模庞大、基础设施完备、政策支持强劲，但面临核心技术自主性不足、监管包容度偏低和国际规则话语权薄弱等挑战。他建议，推动非侵入式、API接口式的伴随监管平台建设，增强监管技术能力。加强数据安全体系建设，以适应高频交易与开放系统日益增长的风险管理需求。

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齐建功认为，国外资管行业数字金融发展较早、较快、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最大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集团基于投资业务内在需求和动力，打造标准化、专家化、分散化的数字化系统，已走过了30年历程。更要看到，我国资管行业数字金融未来发展优势更大，特别是DeepSeek横空出世后，数智化转型呈显著加速趋势。一是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五篇大文章，将数字金融发展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我国金融行业具备较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三是我国拥有广阔市场、丰富场景和成熟产业链，技术应用落地的速度更快。此外，他认为监管沙盒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建议监管机制加快落实。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数字金融军团 CEO曹冲表示，我国数字金融在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取得了积极成就，走在世界前列。一是以移动支付行业为代表，我国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在商业模式、应用场景、基础设施等方面具备强大的创新和技术实力，特别是在快速应用和大规模推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二是我国在分级监管、过程监管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这些都为全世界提供了数字金融发展的宝贵参考答案。国外政府及金融机构在代币、量子计算、公有云等领域更加积极开放，但近期受数据安全、国家主权等风险因素影响，部分国家金融机构公有云应用进程有所回潮。此外，他还指出在受美国制裁的国际形势背景下，大多数海外金融机构仍对华为等技术厂商持开放态度，数字基础设施厂商出海也有力拉动了我国软件厂商出海。

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李耀阐述了国内外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趋势：一是部分国家数据共享较为开放，数据权属方、加工方、监管方、使用方角色定位清晰。二是部分国家的开放银行、全形态新型银行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三是美国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市场渗透率和监管完善程度不断提升。四是部分国家的个人数据保护要求更加严格，这要求我国数字金融出海在合规性上、业务模式上做出调整。五是欧美国家市场稳定，传统路径惯性大，自我革命的难度更高。而我国市场广阔、应用创新活跃，数字金融发展潜力巨大。在数字金融监管方面，他建议一方面通过监管沙箱等机制对创新有一定容忍度和豁免，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将技术关到笼子里，保护数据安全隐私。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谢晨指出，金融科技的发展必须协调好技术、场景与监管三要素。当前，我国在新技术应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大模型等新型技术应用广、迭代快。我国在金融业务场景方面也随着市场发展和政策支持而日益丰富，有利于金融科技应用深化和拓展。我国金融穿透式监管模式下，相关领域能够通过监管态势感知及时把握市场情况。希望发挥好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等政策平台，明确其“监管沙盒”定位，在可控范围内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先行先试。此外，需进一步探索行业级科技共享平台搭建模式与路径，以提升IT和数据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