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发布研究报告称，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加征关税促使美国贸易逆差收窄，制造业回流，中金认为这两个目标难以通过关税实现。

首先，关税难以使得美国贸易逆差收窄。从理论来看，提升关税并不一定能够缩减逆差(扩大顺差)。根据勒纳对称定理，对进口征税等同于对本国的出口征税。从历史来看，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案》后，美国顺差一度上升，但是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美国顺差下降，甚至一度转为逆差，说明了关税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复杂关系。1890年，美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相对早期阶段，面临英国的竞争，关税可以保护其幼稚产业。而到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时，美国的国际地位已经超过英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也已经超过英国。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关税可能同时导致其进口和出口下降，而贸易逆差未必收窄。

关税难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前几年美国制造业投资一度加速，但并未持续，近来制造业新开工投资、短期的投资计划出现下滑。中国的中间品对美国的出口远低于对新兴市场的出口，也反映美国制造业回流缓慢。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更多的是调整到新兴市场国家，而非美国。与之相应的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供应链长度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度比较高，而且无论是从劳动者数量、质量，还是就业意愿来看，美国制造业回流都将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美国制造业成本高，也是其制造业回流的挑战。此外，与东盟相比，除劳动成本和税率之外，中国在基建、土地成本，水电费用、治安等方面都具备优势。

美国面临衰退风险。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实施后，超过半数美国公民表示不支持，关税政策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企业进口增速开始反弹，投入价格、销售价格开始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下滑，消费的通胀预期快速上升。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问题仍未解决，关税扰动下或加剧金融市场风险。综合来看，特朗普关税或对美国产生滞胀式影响，美国衰退风险加大。除了“滞胀”风险，特朗普的减税、削减支出和关税组合或将损害美国大多数家庭，对低收入人群损害更大，加剧美国内部不平衡。

实际上，从经济视角来看，美国没有非常突出的外部失衡问题，但内部分配问题很严重。美国的商品贸易存在逆差，但是服务贸易存在顺差。2024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4.2%，服务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为1.0%，两者相加总的逆差为3.2%。特别是，在美国对外投资净投资为负值的背景下，美国对外净投资收益表现出色。中金认为美国内部分配问题比较严重，需要内部改革来缩减贫富差距，而非加征关税，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可能加剧内部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