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段时日以来，我们都经历了危局中的重重困境，也因此见证了一个大的命运共体中，所有人的守望相助。是每一个微小的个体的付出、坚守与努力，汇聚成强大、坚定而有力的洪流，阻击疫情肆虐的巨浪。

疫情会过去，于无声中惊心动魄的搏斗，也终会湮没于时光流逝之中。而我们想要记录这段难忘经历中那些不平凡的行动，记录这个社区里闪光的人物和坚定的力量，记录他们一往无前的勇气，如何驱散了这个冬春之交的阴霾，赋予我们美好如初的希望。

业主李云超是应急总医院感染科的一名医生。作为参加过抗击“非典”的一名“老将”，疫情当前，他再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危险而艰苦的战斗中。

以下是他的口述：

来不及告别的一天

“我可能突然就去武汉了”

我是大年二十九那天临时去医院的，没想到一下子跟家里人分开了十几天，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面。那天本来是我休息，正在外面采购年货，突然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说接诊了一个从武汉回来的病人，怀疑是新冠肺炎，得过来看一下。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去医院了，也没跟家里人说具体情况，不想让他们担心。

当时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还没有完全统一，但是这个病人各方面都非常符合新冠肺炎的特征，肯定是不能放走了，要留院隔离观察，做进一步检查，并作为疑似病例上报。

接触了疑似病人，我也就回不了家了。家里有两个孩子，还有我爱人、我母亲都住在一起，我回家去也不放心。而且当时马上进入春节假期，医院也缺人手，于是我和我们感染科的护士长就主动留下来在医院值守，从这天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发热病人来医院了。

比如这次疫情，可能普通老百姓觉得来得很突然，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是打的无准备之仗。因为根据流行病学规律分析，今年会出现病毒的大变异。早在去年10月份，在市疾控中心的指导下，我们就着手物资准备，并进行多次全员培训。但还是没想到，病毒的传染性之强，还是超出了想象。

大家可能不知道，流行性传染病每年都会发生，比如说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寨卡、禽流感等，因为有我们的严防严控，才能避免大规模的爆发。能提前预判、及时发现，把它们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不爆发，一直就是我们每年的工作。

我知道接下来肯定没法按照原计划过春节了。孩子喜欢滑雪，每年春节我们都去崇礼待上一段时间，本来今年也是定好了要去的。我就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情况，家人也都能理解，一直以来他们都很支持我工作，加班加点已经习以为常，只是反复叮嘱注意自身安全。

虽然之前也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挺有感触的。那天正好看到了一位当年和我一起抗击非典的一个大夫发的朋友圈，是2003年我们抗击非典最后胜利那天拍的照片，虽然现在他调到别的医院了，但是我一看到照片，就知道他肯定是要去武汉了。

我本来也是做好了准备要去武汉的，因为我的专业正是那边最需要的。我们医院也组织了医疗队支援武汉，大概是初二、初三的时候走的。我提前就跟家里说，我可能突然就去武汉了，没法跟你们再当面告别了。

但因为我在这边已经接触了病人，加上北京的防控形势也非常严峻，最后就没进入支援武汉的队伍，留在北京这边值守了。大年二十九晚上，我和另外三名医生、四名护士组成了在北京这边值守的第一梯队。我们这8个人全都是当年参加过抗击非典的骨干，其中很多人还参加过汶川地震和国际救援工作，经验都非常丰富。

我们一直工作到正月十四，换第二批14名同事顶上了，才开始轮休。严格来说我们要自我隔离14天再回去上班，但是现在形式依然严峻，医院人员短缺，相关专业医生更是稀缺，所以过几天我将又要回到医院。

第一梯队的坚守

“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

这十几天工作强度非常大，因为我们完全是“白手起家”，从病房、隔离区的建立，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的制定，到所有的防护装备，都要自己准备。

我们医院不是专科传染病医院，没有单独的隔离病房，只能临时建立。于是我们改造了住院区，专门腾出一层病房来收治留观病人。隔离病房和门诊工作区域的出入路径要合理划分，与普通病人严格分开；病区和门诊24小时都要有人值守。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和病毒扩散，病人就诊时，不能让他直接去挂号处，发热门诊必须单独设立挂号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还要帮助病人去挂号，去取药，甚至垫付费用。一旦发现有疑似病人，就必须在隔离病房留观，并做核酸检测，至少查两次到三次，每次要间隔24小时。所以疑似病人，至少要在医院住两到三天，才能确诊或者排除。 

除了看病人，还有好多其他繁重的工作，比如上报报表、跟各部门沟通协调。现在北京有三家传染病定点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解放军302医院，病人一旦确诊，就要把病人转移到那里。

但病人并不是确诊后马上就能转走，必须用专门的救护车转运，所以可能要等较长时间。病人转院由卫健委来安排，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把病人的资料都准备好。目前看，转运病人大都是晚上，便捷性和安全性都好一些。

除了一线的工作以外，我们还要负责病区的消毒、卫生。一开始，医院配了一个卫生员来负责清洁区的打扫、消毒，但她可能出于害怕，待了两天就跑了。清洁区是不能随便进出的，我们也不能找外人来做了，所以消杀工作也都由我们自己来完成。一次大约2、3个小时，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真正的休息时间基本上是没有，都是这样倒来倒去，不分白天晚上。

我们的防护物资也不太充足，虽然医院一开始准备了不少，但是当时不知道这个状态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的储备只够三周左右的，支援武汉还要再带走一部分。所以我们都要节省防护服和口罩，每一班工作时长至少8小时，还有一个夜班是12个小时，在这期间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本来工作就忙，穿脱一次防护服程序非常繁琐，而且脱完再穿新的，不仅浪费一套防护装备，还会增加被感染的风险。

来自非典的帮助

“有热情，不怕死，那还不够”

工作艰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的恐惧心理还是有的，尤其一开始，有非典的记忆在前，又不知道这次病毒传染性有多强，后果有多严重。不光是怕自己染上，更怕家里的老人、孩子染上。

非典的时候我们医院是北京六所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之一，我是病区的主检医师。也是因为这段经历，我们心理承受力还是比较强。一开始几天，网络上、电视上基本没有什么好消息，每天都是增加了多少病例，死亡多少，这些数字的话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感官上的刺激，我家人、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让我一定注意防护、注意安全，这些关心实际上也显示出他们的焦虑和恐惧。

我只能尽可能地安慰他们，我说，实际上你们比我更危险，你们在外面没有防护，不知道谁是病人，这样的接触反而是危险的。我在这儿虽然会接触病人，但是我们都是一级防护，没有比我这更安全的了，你们待在家里，保护好自己，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

在这十几天里，我看到北京的病例很明显分成三个阶段。一开始的几天，我们接诊的病人基本全都有武汉接触史，或者至少是到过湖北，接触过那边的人。大年初三以后，形势就马上变了，病人是从全国各地回京的了，不一定局限在湖北。因为当时有传言说北京也可能要封城，所以好多人怕回不了北京，就提前回来了，初三是一个高峰。第三个阶段是初六、初七以后，病人基本上全是北京当地人了，他们春节期间哪里也没去；而且好多是聚集性病例，以一个家庭为单位。

现在看，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比SARS要强很多了。虽然它被定性为乙类传染病，但是国家启动了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呼吸道传染病虽然可能传染源不一样，但是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等传播途径，基本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病毒，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所有措施，实际上都是被动的防御，包括戴口罩、洗手，医护人员穿隔离服，大家都尽量不出门，都是为了切断传染途径。 

a

我觉得我们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北京市第一家就把CT作为常规的筛查手段的医院，避免了很多疑似病人的漏诊。最开始在国家卫健委颁布的诊断标准都是看胸部X光片，但我们工作了几天以后，就觉得X光片的漏诊率非常多，于是跟影像科联系，把CT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手段，大大提高了检出率。

我觉得筛查出一个疑似病人比确诊一个病人意义更大。因为他一旦确诊了，就转去专科医院彻底隔离治疗。而疑似病人如果漏诊了，他出去还会传染其他的人。所以一个病人我们都不能漏，漏一个可能后边就不堪设想。 

加入CT诊断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是说把病人拉去CT室这么简单，因为这个病人要按传染病人对待，他所经过的路线就必须严格设计，不能跟其他的病人有交叉。他到了CT室单独做，做完以后CT室要消毒，先是用酒精擦拭，然后用含氯消毒剂喷杀一小时，再紫外线照射至少三十分钟，整个儿下来至少需要4个小时，才能做下一个病人。

在这方面我们也是花了不少心思，精心设计，就为了怎么能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把病人都筛查出来，还不造成交叉感染。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印象是很深刻的，当年非典的时候，北京某家医院就是因为急诊、感染科、检验科、影像科、药房、收费都在一个大厅，所有病人都在里边儿穿来穿去，结果造成大面积交叉感染，最后整个医院都被封闭了。 

非典时候的经验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抗击疫情，不是说谁都能干的。有热情，不怕死，那还不够，必须有专业知识，有经验和预判，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战场不只在武汉

“每一个人都是战士”

我是1997年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现在工作也有二十多年了。一开始我在高干外宾病房工作，参加非典之后，慢慢将重心转到感染性疾病的防治上，2013年的时候到了医院的感染科。

疫情爆发之后参与救治就是本职工作，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现在社会渲染我们医务工作者是英雄，是逆行者，但我觉得我们就是普通人，在做的就是自己平时的工作。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加班加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不过这次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也不需要把我们放到一个特别崇高的位置。

每位医生入职时都要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学医就是一条艰辛的路，既然选择了这一行，也没有什么可后悔、可抱怨的。如果说把自己工作做好就是英雄的话，我觉得有点太抬高了。不过通过这次疫情，有些人可能对我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也可以消除一些误解，不会因为个别事件、个别人就来贬低这个职业，这是我希望的。

这段时间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我跟在湖北那边的同事也没有直接联系，但我知道那边还是非常艰苦的，可能也需要我们再去支援。我随时都准备着，只要需要，我就去。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所在。而且我有专业特长，知道怎么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疑难病例，这样才不会过度紧张和恐慌。

这次病人里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的17岁小女孩，一个中学生。当时她按照疑似病人，收到隔离观察病房。小姑娘一个人在病房，也没有家长陪着，我就跟她交流，想消除她的恐惧心理。但是她却说，叔叔你放心，我都明白，我听你的话，我什么都不害怕，死也不怕。

在她隔离的这几天，她让父母给她送来了书和练习册，她每天就在病房看书写作业，还按时用手机上网课，特别坚强勇敢。我们真是被她感动到，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没有恐惧，我们更不应该有恐惧了。

非常幸运的是，最后她被排除了疑似。她父母来接她回家，临走的时候她跟我们说，叔叔，我以后病好了，一定回来看你们，我希望再来的时候能看见你们摘下口罩的脸。我说，现在我们这样，到时候你能认出我们是谁吗？她说，我能认识，通过你们的眼睛，我就能认出你们。

我当时听了这话都快哭了，干医疗工作虽然苦，但是收获是很大的。当你治好了一个病人，救活一条生命，再多的付出，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而且从很多坚强的病人身上，我们也能获得完成工作、勇往直前的力量。

现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都很不容易，要战胜这次疫情，真是每个人都要做贡献。它不像其他自然灾难，我们只能在后方加油鼓劲，现在是每个人都是一线，每个家庭都是阵地。

战场不只是在武汉。各行各业都在做工作，所有社区的人也都在努力。每一个家庭都是战场，每一个人都是战士。保护好每一个家庭，就会保护好一个社区，就能保卫好一座城，国家就有希望。

像阿那亚社区，我觉得就做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尽职尽责，各种措施也非常到位。如果说阿那亚能做到零感染，更多的小区、城市能做到零感染，咱们离胜利就不远了。

来源：阿那亚